三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181-234），其一生經(jīng)歷，自陽都而荊襄，而巴蜀、云貴、漢中，幾乎涉足大半個中國。到了他的晚年，隨著北伐的連年用兵，在隴原大地上也多處留下了他的足跡。
諸葛亮踏上隴原大地，當然是為了實現(xiàn)他“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夙愿。而這一方略，又早在他隱居隆中時即已孕育成熟。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年僅27歲的諸葛亮就向前來請他出山的劉備提出：
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jié)好孫權(quán)，內(nèi)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
這就是被后人稱為《隆中對》中的一段話，也是諸葛亮隨劉備出山后終生所追求的目標。但因關(guān)羽的“大意失荊州”，劉備的伐吳喪命，顯然，這一原定計劃已無法實施。于是，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重任便全部落在了諸葛亮的身上。而這也就是諸葛亮不得不親率大軍，多次踏上隴原大地的原因。
自公元228年（建興六年）至公元234年（建興十二年）的6年間，諸葛亮以漢中為基地，先后對曹魏進行過5次北伐，即所謂“六出祁山”（后人將建興八年即公元230年秋諸葛亮待魏軍于城固、赤阪的一次也計算在內(nèi)。然此次魏軍數(shù)道南侵，半途而返，兩軍并未接觸）。其中，第一、第三和第四次北伐又都是在今天的甘肅境內(nèi)進行的，因之，這位被后人視作中華民族智慧象征的諸葛孔明，也便與甘肅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今陜西眉縣西南）取郿（今陜西眉縣），并使趙云、鄧芝為疑軍，據(jù)箕谷（今陜西太白縣境內(nèi)），以吸引魏軍主力；而他自己則身率6萬大軍進攻祁山，從而揭開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諸葛亮的軍隊一路浩浩蕩蕩，勢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今甘肅西和、禮縣一帶的祁山地區(qū)，并在祁山堡安營扎寨。祁山堡位于今禮縣城東23公里的祁山鄉(xiāng)，是祁山山脈突起于漢陽川的一座孤峰，四面陡峭如削，唯西有門可入，能沿曲折小徑攀援至山頂。堡東9公里處為鹵城（今鹽官鎮(zhèn)），以盛產(chǎn)食鹽著名；堡西南為川口村，是出入巴蜀的隘口。而山頂則為一2000平方米的開闊地，且西南角有洞穴通西漢水河畔，可供軍隊汲水。于是，諸葛亮便在這里設立了他的北伐軍指揮部，指揮蜀軍繼續(xù)北進。
由于諸葛亮出其不意，再加上軍隊的戎陣整齊，號令嚴明，所以蜀軍一路進展十分順利。南安（今隴西縣東北）、天水（甘谷縣東）、安定（鎮(zhèn)原縣南）三郡紛紛叛魏歸蜀，諸葛亮在天水又智收了姜維。一時間，關(guān)中為之震動，曹魏朝野恐懼。至此，魏明帝曹睿才恍然大悟，慌忙從洛陽趕到長安坐鎮(zhèn)，并派大將張郃率兵抵擋蜀軍。當時，張郃出兵的路線大體是沿“絲綢之路”的南道東段行進的，即由長安經(jīng)固關(guān)（今陜西隴縣）、大震關(guān)（今甘肅清水縣東隴山東坡），越隴山而至今張川縣的龍山鎮(zhèn)、秦安縣的隴城鎮(zhèn)，然后進入天水、祁山一帶。這與諸葛亮進攻關(guān)中的路線恰好是一致的。于是，蜀魏兩軍便在這條“關(guān)隴大道”上的軍事重鎮(zhèn)街亭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決戰(zhàn)。
街亭在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45公里的隴城鎮(zhèn)，由此往東可越隴山而進關(guān)中，往南則可以下天水而入四川，戰(zhàn)略位置十分重要。當年街亭之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就在今秦安縣的隴城鎮(zhèn)（古略陽）至張川縣的龍山鎮(zhèn)（原斷山鎮(zhèn)）之間，即今張川縣的連柯川一帶。其地當清水河（古略陽水）谷地，多為平川，唯東南部有一山突起，東西橫截，不與眾山連屬，名曰斷山（今名龍山），成為街亭防守的前沿陣地。
街亭之戰(zhàn)時，諸葛亮坐鎮(zhèn)西城（即西縣，約在禮縣東面的祁山與大堡子山之間），而令參軍馬謖為先鋒，率大軍與張郃戰(zhàn)于街亭。但因馬謖“違亮節(jié)度”，“依阻南山（斷山），不下?lián)?rdquo;，結(jié)果被張郃絕其汲道，“大破之”，街亭失守。接著，魏軍又長驅(qū)直入，很快平定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從而令蜀軍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這樣，諸葛亮出其不意奪取關(guān)中的軍事計劃便完全被打亂了。不得已，他只好帶領姜維等撤軍，并拔西縣民千余家還于漢中。至此，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北伐遂以失敗而告終。這是諸葛亮首次踏上隴原大地。
關(guān)于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這里有幾點是需要說明的；
第一，諸葛亮為何不采納魏延“十日出子午谷”之計，速攻長安；而堅持“平取隴右”，先奪取天水，然后再從背后包抄魏國？
眾所周知，在一段時間里，魏延十日出子午谷以襲長安之計被不少人看作是可行的，而諸葛亮拒納魏延之計則被認為是“戰(zhàn)略之失”，是“心胸褊狹”、嫉賢妒能。竊以為，這是對魏蜀兩國的軍事形勢不明且于魏延之計的可行性缺乏論證所致。
蜀建興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諸葛亮給后主劉禪上《出師表》后不久，即率十萬大軍出師伐魏。蜀軍從成都北上，經(jīng)劍閣，走金牛道，過寧強，很快便進入漢中盆地。諸葛亮屯兵于沔北陽平、石馬（今勉縣西十里老城一帶），以漢中為基地，讓士兵加緊休整，積極備戰(zhàn)。為此，他又將第一任漢中郡太守魏延調(diào)任丞相司馬，并把諸將子弟也組織起來，往前線轉(zhuǎn)運糧草。到了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天，諸葛亮見士氣高昂，軍需供應也已就緒，遂決定對曹魏發(fā)起進攻?？梢哉f，此時的蜀軍兵強馬壯，糧草充盈，銳氣十足，只等一聲令下便要殺向敵后了。
而曹魏方面的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諸葛亮領兵十萬進駐漢中，魏明帝曹睿自然很快就知道了。他開始也同意“大發(fā)兵，就討之”，但在聽取了樂陽亭侯孫資的建議后，卻改變主意了。他決定“分命大將據(jù)諸要險”（見《三國志·魏書·劉放傳》裴注引《資別傳》），而沒有采取大力發(fā)兵就討的辦法。應該說，這樣的戰(zhàn)略方針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從關(guān)中通往漢中的道路，無論褒斜道（南起褒中，北面出口在五丈原）、儻駱道（即駱谷道，南起漢中洋縣，北面出口在周至縣西南）還是子午道（南起西鄉(xiāng)縣子午鎮(zhèn)，北口在長安南面的杜陵），皆是穿行于山谷之中，路既狹窄險要，而且有時還要靠修棧道以行進，大部隊在其中根本無法運轉(zhuǎn)。尤其對于進攻方來說，不利因素太多。曹操說“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其它各道的情況也差不多。而對于守方來說，卻只要把住出口，“據(jù)諸要險”，便可從容御敵。四道中只有故道（又名陳倉道）地勢稍平緩，其路線先由褒水谷地東北行，然后往西至鳳縣，再沿故道水谷地東北行至散關(guān)，出陳倉，此即劉邦自漢中還定三秦的路線。而魏軍要由此進攻漢中，不僅道路迴遠，而且在谷道的南口也同樣會受到蜀軍的狙擊。所以，魏明帝的策略可謂明智之舉。
從實際情況來看，當時各條道路的北口曹魏確已“分命大將據(jù)諸要險”。只有故道的北口陳倉未充分設防，但不久曹真即命郝昭、王生距守之，并治其城，修筑了堅固的防御工事。在這種情況下，蜀軍應當如何進攻呢？于是諸葛亮在南鄭與群臣計議作戰(zhàn)方略。而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以襲擊長安之計，便是在這一次的會議上提出來的。究竟是靠奇襲長安取勝，還是“安從坦道”以“平取隴右”，然后從魏國的背后包抄敵軍以取勝？諸葛亮經(jīng)過慎重的考慮，選擇了后者。應該說，諸葛亮的戰(zhàn)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首先，諸葛亮將進攻的路線選在比故道還要往西的隴右一帶，這樣既避開了東線敵軍的嚴密防守，同時又能出其不意地出現(xiàn)在曹魏后方，從而使蜀國軍隊在這一地區(qū)處于絕對優(yōu)勢。而且，西線的路況也遠較東線為坦易，這就更易于大部隊的運行和展開，尤其利于“八陣圖”的運用（八陣圖是平坦地區(qū)的戰(zhàn)斗隊形）。前面說過，自諸葛亮進駐漢中到北上出擊，為時將近一年。在此期間，蜀軍既可以加緊休整，積極備戰(zhàn)；而魏軍也能以逸待勞，加強防守。如十萬大軍勉強走褒斜道或儻駱道或子午道，要么三路并進，軍力分散；要么只走一道；致被守敵扼于谷內(nèi)。這都是勝負難料的。而“安從坦道”、“平取隴右”，路雖迥遠，但卻可以穩(wěn)操勝算，“十全必克而無虞”。這對于一生“謹慎”的諸葛亮來說，當然是首選了。
其次，隴右為襟帶、咽喉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蜀軍遲早是應該得到的。古時所謂隴右，乃泛指今甘肅隴山以西地區(qū)，這是中原通向西域的必經(jīng)之地，也是關(guān)中的大后方。而天水一帶又是關(guān)中進入隴右的門戶。諸葛亮的“平取隴右”，實際是要奪取以天水為中心的隴右門戶地帶。因為由天水往北，經(jīng)街亭（今秦安縣隴城鎮(zhèn)）、越隴山，出大震關(guān)（今清水縣東隴山東坡）、固關(guān)（今陜西隴縣）以達長安，便是著名的“關(guān)隴大道”，亦即“絲綢之路”的南線；往南，則由祁山堡（今禮縣城東23公里）以達漢中或四川，在交通上具有樞紐的作用。所以，只要控制了天水一帶，便可隨時從背后出擊長安，從而保持戰(zhàn)略的主動性。而這也就是當年的曹操之所以懼怕涼州馬騰的原因。因之，諸葛亮早在《隆中對》中就已經(jīng)有了“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的設想。再加上當時的隴右是魏國軍力相對薄弱的地帶，而從居民上來說，又屬多民族聚居之地，少數(shù)民族與魏國統(tǒng)治集團的關(guān)系一直十分緊張，社會隨時都會發(fā)生動亂，所以諸葛亮便毫不猶豫地將突破點選在了天水一帶。至于收復之后，諸葛亮自信在處理民族關(guān)系上還是有經(jīng)驗的，他完全可以將不利因素轉(zhuǎn)變?yōu)橛欣蛩?，從而使隴右成為他反攻曹魏的前線。
再次，是年北伐的初步勝利也證明了諸葛亮決策的正確性。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紛紛叛魏歸蜀之后，魏明帝曹睿才慌忙從洛陽趕到長安坐鎮(zhèn)，并派大將張郃率兵五萬西上抵擋蜀軍。而諸葛亮早已料到張郃的出兵路線與他進攻關(guān)中的路線是一致的，所以事先便派兵把守關(guān)隴大道上的軍事重鎮(zhèn)街亭。這一戰(zhàn)略舉措也無疑是得當?shù)摹５珕栴}出在諸葛亮的錯用馬謖上。假如馬謖能夠按照諸葛亮的意圖守住街亭，阻住張郃，則第一次北伐的結(jié)果也許會是另外一種格局，即使不能完全獲勝，至少也要將戰(zhàn)場推至隴山以東，從而對魏軍形成步步進逼之勢。所以說，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雖以失敗告終，但絕不是戰(zhàn)略上的失誤，他所選擇的“安從坦道”、“平取隴右”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至于因某一環(huán)節(jié)的失誤而導致整個戰(zhàn)爭的失敗，這在古今戰(zhàn)爭史上都是常見的現(xiàn)象，論者決不能以此而對戰(zhàn)略的設計產(chǎn)生懷疑。
至于“魏延之計”，是見于《三國志·魏延傳》裴松之注所引《魏略》的如下一段文字：
夏侯株為安西將軍，鎮(zhèn)長安。亮于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株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株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諸葛亮所謂“懸”，是指魏延此計空想的成分太大，不著邊際；所謂“危”，則是說后果不堪設想，甚至還會導致失敗。應該說，這是對魏延之計一針見血的批評。
從軍事角度來說，諸葛亮稱魏延之計“懸危”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幾點：
一是敵情不明。諸葛亮大軍進駐漢中，曹魏是知曉的，魏明帝為此還專門組織人進行了論證，最后決定采取“分命大將據(jù)諸要險”的策略。這種據(jù)險御敵的部署，自然也包括子午谷在內(nèi)，至少子午谷的北口杜陵一帶當會有重兵把守。既然蜀軍的軍事行動已毫無秘密可言，則奇襲也就談不上了。而且，曹魏在這一帶的機動部隊也是不可低估的。視諸葛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后，曹真的大軍很快便趕到眉縣，致使趙云、鄧芝失利于箕谷可知。倘子午道有事，誰能擔保魏軍不會快速集結(jié)呢？而魏延以區(qū)區(qū)五千人馬，要走出子午谷又談何容易！
二是路況不明。按照魏延的計劃，他所率領的五千精兵是從褒中出來，然后沿秦嶺往東，最后由子午道北進。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由褒中到子午道間約四、五百里的山路，其路況便不甚明了。這一帶雖是秦嶺南坡，但山高路險，直到今天都沒有一條橫貫的公路，何況在三國時期呢？魏延即使勉強率軍行進，恐怕也要遇到許多預想不到的困難。二是進入子午道后向北行進的一段，恐怕路況更差。這里全靠棧道，而棧道一旦遇雨，隨時都會被沖垮。如兩年后（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曹真由子午道南侵漢中，“會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棧道斷絕”，“曹真發(fā)已逾月，而行裁半谷”（見《三國志·魏書》《曹真?zhèn)鳌芳啊锻趺C傳》）?！顿Y治通鑒》于是年此語下胡三省注曰：“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這也可以從反面印證魏延出子午谷之艱難。更不要說魏軍如聞蜀軍進入子午道，很可能會像趙云和鄧芝那樣，主動去燒毀棧道了。
三是軍糧不繼。魏延雖然考慮到了部隊的后勤供應，但“負糧五千”還是很成問題的。五千人馬，人均負糧一石，還怎么行軍呢？假如另外派人運糧，山路奇險，車馬難行，也只有靠人“負”，而負糧者本身又是要消耗給養(yǎng)的?？梢?，魏延在后勤供應問題上的設想有點不夠現(xiàn)實。而一旦糧草不繼，無論在人煙稀少的秦嶺山區(qū)，還是在山高谷深的子午谷內(nèi)，都是無法籌集到的。這一點，魏延似乎也沒有考慮到。至于魏延所寄希望的“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那是攻克長安以后的事情，遠水解不了近渴。
四是時間難定。魏延說：“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這也只是一種設想而已。子午谷長約700余里，假如魏延從半道入，再加上自褒中至子午道間的四、五百里山路，全程已有800里。這樣，部隊行進的速度每天都要保持在80里左右。且不說山路的難行，后勤供應的或不能及時，單是遇見雨天，也就會像曹真南侵時的舉步維艱一樣，三十余天僅走三百余里而已（即所謂“行纔及半”）。時間問題關(guān)乎戰(zhàn)爭的命運，一旦既定的時間拖延，則不但奇襲不成，還會使部隊陷入危境。
五是長安難攻。誠然，當時鎮(zhèn)守長安的安西將軍夏侯惇確像魏延所說的那樣，“怯而無謀”?！度龂?middot;夏侯惇傳》裴注引《魏略》也說他“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多蓄伎妾”。但夏侯惇只不過是以曹操的女婿、曹丕的朋友身份備位長安而已，真正的西部戰(zhàn)場軍事指揮權(quán)乃在大將軍曹真手中，或者說在魏明帝曹睿手中。我們只要看斜谷一旦有事曹真即率軍趕到，陳倉防守一旦出現(xiàn)漏洞曹真即派將把守治城，而作為安西將軍的夏侯惇卻毫無作為，便很清楚了。完全可以相信，一旦長安有事，曹真是會親赴的。再加上此前魏明帝已“分命大將據(jù)諸要險”，所以長安的防守并不像魏延所想的那樣樂觀。而僅以長途跋涉后的五千軍隊來攻打長安，顯然是很難奏效的。至于魏延所說魏明帝要“合聚”東方軍隊以馳援長安，“尚二十許日”，這既低估了魏軍的“快速反應能力”，同時也是對魏國軍隊部署的無知。試想，諸葛亮剛一揚聲出斜谷道并派趙云、鄧芝為疑兵，曹真的大軍便幾乎與趙、鄧的軍隊同時到達箕谷，那么這支軍隊又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呢？
質(zhì)言之，無論在敵情估計、道路行進、軍糧供應還是在時間安排以及襲占長安的難度等方面，魏延之計都帶有明顯的“懸危”特點，而諸葛亮之不用其計，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第二，關(guān)于空城計問題。《三國演義》記載第一次北伐過程中，當司馬懿大軍逼近西城時，諸葛亮曾運用“空城計”以退兵。此事經(jīng)京劇《空城計》之渲染，更是家喻戶曉?！度龂萘x》記事七實三虛，許多描寫都有史實根據(jù)。至于說諸葛亮運用“空城計”，則于史無據(jù)。但此事也絕非空穴來風，蜀漢大將趙云就曾使用過“空城計”，不過時間是在九年前，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蜀軍與曹軍在漢中沖突之時。事見《三國志·蜀書·趙云傳》裴松之注引《云別傳》：
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shù)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云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云將數(shù)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云為公前鋒所擊，方戰(zhàn)，其大眾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戰(zhàn)且卻。公軍敗，已復合，云陷敵，還超圍。將張著被創(chuàng)，云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云圍內(nèi)，翼欲閉門拒守，而云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云營圍視昨戰(zhàn)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趙云在與曹操大部隊猝然相遇時，不但不入圍拒守，反而大開營門，從而令曹軍“疑云有伏兵，引去。”這就是歷史上“空城計”的真相。而《三國演義》的作者則移花接木，將趙云之事置于諸葛亮名下，且將時間推后九年，又將地點由漢中移往西城，將對立的雙方由趙云與曹操，變?yōu)橹T葛亮與司馬懿。這樣一來，諸葛亮的“空城計”便被說的有聲有色了。豈不知諸葛亮是最謹慎的，他的一生從不弄險。
第三，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曾有一位親人犧牲在隴原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嗣子諸葛喬（即其兄諸葛瑾之次子）。
事要先從諸葛亮的《誡子書》和《又誡子書》說起。
諸葛亮去世后40年，即西晉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陳壽曾將諸葛亮生前所留下的文字“刪除復重，隨類相從”，整理為24篇，凡104112字，并定名為《諸葛亮集》。惜此集今已不存，諸葛亮的著述在流傳過程中也大多散佚。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諸葛亮的文字，多半是后人從各種志籍和類書中收集而來的。例如，《太平御覽》卷459所載諸葛亮的《誡子書》及同書卷497所載諸葛亮的《又誡子書》，便是這樣的兩篇文字。這兩篇文字又被明代自稱是諸葛亮36世孫的諸葛羲、諸葛倬所編的《諸葛孔明全集》，以及清人張澍所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收入其中。一般認為，它們都是諸葛亮的作品，是諸葛亮臨終前寫給自己的兒子的。
《誡子書》著重強調(diào)修身和為學都要靜的道理。諸葛亮所說的“靜”，實際是一種不含任何雜念的精神境界，只有達到這樣一種境界，才能“致遠”，才能對萬事萬物都有透徹的理解；而一旦時機到來，又可以靜中寓動，以靜求動，動靜相輔而相成，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來，即所謂“接世”。與“靜”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礙修身，也不能治學，而且容易轉(zhuǎn)化為“淫慢”，終至事業(yè)無成。這一番道理是瑯琊文化的精髓，也是諸葛氏家族的看家本領，諸葛亮臨終前將此諄諄告誡自己8歲的兒子諸葛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后世諸葛氏的子孫們，也正是將這篇短短86字的《誡子書》當作了他們世代相傳的家訓。
《又誡子書》的內(nèi)容則與此不同，它是專談飲酒的。用今天的話來說，稱其為一篇“酒文化”的專文亦未嘗不可。其全文如下：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余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意思是說，設酒宴客，是為了合乎禮節(jié)，表達感情，從而使身心舒適，以恢復人的本性。而禮節(jié)盡到，客人退席，這便是最大的和諧與快樂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盡，客人也還沒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繼續(xù)飲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這的確是一篇講“酒文化”的絕妙好詞。但諸葛亮臨終前，竟然與一個年僅8歲的小孩子大談飲酒，則未免有點令人不可思議了。且不說8歲的諸葛瞻可能還未開始飲酒，就是偶遇酒宴，也談不到設酒宴客，更遑論“主意未殫，賓有余倦”的問題。顯然，這篇《又誡子書》不可能是寫給諸葛瞻的。
那么，《又誡子書》又會是寫給誰的呢？我以為，這當是寫給諸葛亮的嗣子即諸葛瑾之次子諸葛喬的。
諸葛喬，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蘇丹陽市），小其兄諸葛恪僅一歲，而與《吳書》的作者韋昭同年。諸葛喬年輕時即與其兄諸葛恪俱有名于東吳，論者以為諸葛喬才雖不及其兄，而性業(yè)過之。當初，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諸葛喬為嗣。諸葛瑾啟告孫權(quán)后，遂“遣喬來西”（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而諸葛喬一到西蜀，諸葛亮即以之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又拜為駙馬都尉，隨諸葛亮北伐至漢中。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與諸將子弟一起傳運糧草于谷中。為此，諸葛亮還曾寫信與其兄諸葛瑾說：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于谷中。
此即“一出祁山”之時也。然而不幸的是，諸葛喬于建興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軍中，年僅25歲，過早地結(jié)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們連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從諸葛喬在東吳時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為駙馬都尉，隨即參加北伐的情況來看，諸葛喬入嗣時當已過了“弱冠”（即20歲）之年，應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與蜀中諸將領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時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無論出于社交應酬（即所謂“合禮致情”），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謂“適體歸性”），飲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這便是諸葛亮為何要在《又誡子書》中專談飲酒的緣起了。
我們知道，出于對傳統(tǒng)酒文化的重視，諸葛亮并不主張禁酒。相反，他還將酒宴之設當作一種“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的禮儀活動，并希望能借此來交流感情，調(diào)節(jié)人際關(guān)系。但他堅決反對狂飲爛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誤事。諸葛亮對酒文化的這種見解，即從今天看來，也很有可取之處。大約其時蜀中的官場上，飲酒之風還是很盛的。所以諸葛亮的這番告誡，既是出于對嗣子的愛護，同時也是有感于蜀中諸將子弟的飲酒之風而發(fā)的。諸葛亮自然熟讀過《尚書》，而《尚書·酒誥》中所記周公關(guān)于飲酒的一番談話，他也會牢記心頭的。周公認為殷商之亡與朝野上下的飲酒關(guān)系極大，而周朝建立后即從中吸取教訓。這與劉備入主西蜀后的情況也有幾分相似。諸葛亮當然不愿意看到蜀國的官員們像當年的“殷頑”那樣沉迷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對鞏固西蜀政權(quán)的考慮，他便向剛?cè)胧癫痪玫乃米诱劻俗约簩︼嬀频囊娊?，并試圖通過諸葛喬去影響當時的“高干子弟”們。應該說，這才是諸葛亮寫作《又誡子書》的更為深遠的用意。
《又誡子書》既然是諸葛亮寫給入蜀之后的諸葛喬的，則其寫作時間便可定在蜀建興五年，至遲不得晚于建興六年。建興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時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諸葛瞻才剛剛兩歲（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其時諸葛亮47歲），而此時的諸葛亮正忙于北伐，自然不會去為年僅兩歲的兒子寫《又誡子書》的?？梢?，《又誡子書》的寫作時間實應在《誡子書》之前，而兩者的名稱也應當互換才是。大約在陳壽所編的《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雖得其佚文，然對其寫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內(nèi)容之重要程度，聊為標題區(qū)分而已。這便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情況。
但值得慶幸的是，諸葛喬雖早卒，然其子孫還是綿綿不絕的。其子諸葛攀在蜀國已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待到諸葛恪及其少弟諸葛融并諸子侄全部見誅于吳，諸葛瑾的子孫皆盡后，因其時諸葛亮已自有胄裔，故諸葛攀又復為諸葛瑾之后。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諸葛攀之子諸葛顯又隨諸葛瞻之次子諸葛京等一同內(nèi)移河東。此后，諸葛顯及其后代子孫，便成為諸葛瑾的一脈僅傳了。但他們雖在血緣關(guān)系上屬于諸葛瑾的后代，而在文化傳承上卻多受諸葛亮的影響，并與諸葛京的子孫們一樣，共奉《誡子書》為其家訓。至于《又誡子書》是寫給誰的，大約連諸葛喬的后人們也未必能知曉了。
諸葛亮再次足履甘肅，是在公元229年（建興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間。此前，他曾于公元228年的冬天出散關(guān)（寶雞市西南大散嶺上），圍陳倉（今寶雞市東），舉行過第二次北伐，然因糧盡而不得不返。第三次北伐的路線是今天的甘肅南部一帶，由于準備充分，結(jié)果大獲全勝。這次，諸葛亮首先派陳式攻打武都（今成縣西）、陰平（今文縣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眾出擊時，諸葛亮則領軍來到建威（今西和），從而逼迫郭淮退還，由蜀軍完全占領了武都、陰平二郡，擁有了今甘肅徽縣、成縣、康縣、西和、兩當、宕昌、武都、文縣、舟曲及陜西省的鳳縣、略陽等廣大的地區(qū)。后主劉禪對這一次的勝利也十分高興，旋即下詔恢復了諸葛的丞相職位（街亭之役后諸葛亮曾上書“自貶三等”）。
公元231年（建興九年）春天，諸葛亮復出祁山，舉行了第四次北伐。這一次，諸葛亮以“木牛”（一種靈便的獨輪車）運送軍糧，首戰(zhàn)即打敗了西救祁山的魏軍郭淮、費曜，并借機芟割鹵城一帶的熟麥。魏國派司馬懿率軍迎戰(zhàn)，諸葛亮與司馬懿相遇于上邦（今天水市秦城區(qū)）之東。但魏軍斂兵依險，蜀軍久不得交戰(zhàn)，于是，諸葛亮遂引兵還保祁山。司馬懿原本不肯交戰(zhàn)，后因部下笑他“畏蜀如虎”，才自己率軍取中道（赤峪溝往天水鎮(zhèn)一道）擊亮，而令張郃追蜀軍至木門。木門在今天水市秦城區(qū)西南牡丹鄉(xiāng)的木門村（一說在禮縣鹽官鎮(zhèn)羅家堡村境內(nèi)），其地兩山夾峙，空谷一線，為略陽至祁山的必經(jīng)之道，故又稱“木門道”。道長約500米，寬約50米，地形十分險要。諸葛亮在撤退時，早于木門東山埋有伏兵，待張郃追至，萬箭齊發(fā)，“飛矢中郃右膝”，遂射殺張郃。與此同時，蜀將魏延、高翔、吳班等也于中道大破魏軍，逼使司馬懿還保上邦。
此次北伐，兩路魏軍均未得逞，但諸葛亮最終還是退回了漢中。原來當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壘上邦之際，蜀中負責運送軍糧的李嚴因害怕糧秣誤期而受諸葛亮責罰，竟假傳后主劉禪之旨，要諸葛亮回師。加之軍中糧盡，諸葛亮也不得不暫時收兵。這樣，原本很有希望的第四次北伐又夭折了。
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諸葛亮再率10萬大軍，由褒斜道出斜谷，占據(jù)五丈原（今陜西眉縣西南斜谷口西側(cè)），舉行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北伐。但與司馬懿對壘百余日之后，諸葛亮卻因勞累過度，于這年的農(nóng)歷8月28日病逝于軍中，終年54歲。一代忠臣良相殉職，千古智慧之星隕落，諸葛亮的隴右之行也到此為止。
據(jù)說在諸葛亮逝世的那天晚上，有一顆發(fā)著紅光的流星，自東北向西南方向流動，三起三落，最后變小，投于諸葛亮營中。此事首見于東晉孫盛的《晉陽秋》一書，而今天五丈塬諸葛亮廟內(nèi)正殿側(cè)墻鑲的一塊石頭，據(jù)說就是當年那顆流星的隕石，經(jīng)附近落星灣的居民世代保存下來的。是民俗附會，抑或天文現(xiàn)象的巧合？這只有留待天文學家們?nèi)ソ忾_這個謎了。不過，這并不妨礙人們稱諸葛亮為“巨星”，稱諸葛亮的死為“大星隕落”。
至于諸葛亮究因何疾而終，疑不能明。近人或謂肺結(jié)核，或謂胃癌，或謂胃潰瘍大出血，實皆緣“嘔血”而立論。“嘔血”之事見王沈《魏書》，且謂“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道發(fā)病卒”。然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已辯其妄。裴松之云：
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fā)喪故也。
其說甚辯，今人似不宜再“引虛記以為言也”。
綜觀諸葛亮的北伐，其在甘肅留下的足跡主要集中于今天的天水和武都地區(qū)。像西和的建威（今西和縣城附近），禮縣的祁山堡、鹵城（今鹽官），天水市的天水關(guān)（今天水鎮(zhèn)北），木門道（牡丹鄉(xiāng)木門村）、西城（祁山與大堡子之間）、上邦（今天水市秦城區(qū)）等地，諸葛亮皆曾親歷，并留下了不少的遺址和傳說。如祁山堡附近的“諸葛亮上馬石”、“諸葛九寨”（傳為蜀兵積土假充糧堆），天水城東俗稱陳家磨處的“諸葛軍壘”（傳為蜀兵每人握一把土堆置而成），及流傳于木門村一帶的“木門矢髀”故事，皆是。至于街亭（今秦安縣隴城鎮(zhèn)），諸葛亮雖未親至，但蜀軍的首次北伐受挫及孔明的“揮淚斬馬謖”，都與街亭之失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今日要追尋諸葛亮在甘肅的足跡，街亭當然也是不可忽視的。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諸葛亮的北伐未能成功，給千古英雄帶來了永久的遺憾。但值得慶幸的是，他卻在甘肅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從而令隴原兒女們世世代代地在懷念著他。
?。ā陡拭C文史》2007年第3期）